下面这张图是1921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参会人，相当于这家“公司”的创立大会，如果让你穿越到那时，成为创始人之一，你敢不敢？

  13位创始元老，以党员身份走到28年后新中国成立的，只有和董必武。

  周佛海1924年，抗日后成为大汉奸，抗战结束后被判无期，1948年口鼻流血死于南京监狱;

  张国焘长征途中与中央产生分歧，后另立中央夺权失败，1938年叛逃至，1979年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包惠僧因受不了而，1931年开始给蒋介石做参谋，建国后在国务院做参事，1979年病逝；

  刘仁静替李大钊参会，后与陈独秀发生冲突被开除党籍，1937年被逮捕，1939年投靠，建国后在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到退休，1987年死于车祸。

  很多纪念一大的油画和雕塑经常把和董必武放到C位，不是因为他俩地位高，是因为他俩坚持的够久，成了硕果仅存的2位。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这时候还没有叛变）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索薪斗争”，难以抽身前往。

  那时的中国，思潮涌动，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组织的创始人也很难预见到组织能走多远、能走向哪里。

  后来，一大的原始文献大都在动乱时期丢失了，17年后，到1938年要确定党的生日，当年参会的代表，包括和董必武，竟然都不记得开会的具体日期。

  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后期，经过党史工作者的不断考证，才确定7月23日这天是一大召开的线

  会议当中还有两位外国人，一位是我们很熟的荷兰人马林，另外一位是我们不怎么熟的俄国人尼克尔斯基。

  怎么宣传？办期刊报纸，印刷革命书籍，深入群众办夜校，这些都是花精力花钱的。

  陈独秀和李大钊本就不是大富人家，建党之前都靠教书挣钱，捎带写文章挣点稿费。

  更关键的是，随着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飞速增加，时间都被党的工作占去，党员已经不能通过兼职来赚钱了。

  早先上海的党组织曾经接受过共产国际的一些临时资助，一大代表参会的路费就是共产国际发的。

  陈独秀认为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等于雇佣革命了，党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1921年，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陈独秀自己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当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后，就没时间兼职挣钱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陈独秀的安懒老乡，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儿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儿钱，再坐一会儿，就走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随后在狱中身份被暴漏。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被捕，顿时满城风雨，孙中山还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

  营救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律师，花钱打通了所有的环节，最后让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大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

  另一方面，陈本人极重情谊，他没法不感激马林，这次他终于肯坐下来，跟马林谈谈合作条件了。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再加上诸如农运、工运、兵运等相关联的费用，合计达百万。

  从经费角度，共产国际已拿到99.7%的股权，共产国际只要一断粮，幼小的就有饿死的风险。

  所谓独立选择革命路线，已经完全不可能了。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要服从于共产国际，以及指挥共产国际的苏联。

  这种说法太过理想，而且没办法解释共产国际和苏联为啥把大部分的资助给到了。

  据统计，北伐战争期间，每年最多只能从共产国际得到几十万银元经费，却在三年间得到相当于5000万银元的苏援军火和各种物资。

  哲学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属于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

  马克思认为革命是要在整个世界各国同步发生，至少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步发生，才是真正的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革命率先在不怎么发达的俄国发生，而且俄国革命并没有在整个世界形成燎原之势，马克思认为的发达国家革命并未发生。

  革命导师列宁也有点懵了，他重新分析世界形势，认为是那些老牌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领导者被资产阶级收买了，没心思革命了。

  老牌帝国主义收买的钱从哪里来呢？来自于他们的殖民地，他们从殖民地吸血来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

  所以，列宁提出，为了推动发达国家的普遍革命，不得不先推动殖民地人民的革命。

  第一国际叫国际工人联合会，1864年由英法德意四国工人组建，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

  第三国际就是我们熟悉的共产国际（从工人联合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名字设计得不错），总部在莫斯科，后期的实际控制人是斯大林。

  共产国际的使命之一就是按照列宁设计的世界革命路线，在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推动革命。

  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各位老熟人，很多也不是俄国人。比如马林是荷兰人，李德是德国人，真正的完成了国际化。

  苏联派到广州的政治顾问鲍罗庭就十分轻蔑地说，中国“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

  中华大地，有能力推动全国革命的是，孙中山当时巨大的影响力，以及辛亥革命成功的先例，都让共产国际选择了。

  1926年2月的共产国际全会上，中国更是被吸收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也就是准，同时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常委。

  这是当时中国人在共产国际里拿到的最高职位，也就是说当时蒋介石在共产国际里的地位，比领袖还要高。

  理解了共产国际的使命和陈独秀面临的现状，我党早期很多看似不合理的动作就不难理解了。

  比如：1922年，马林提出党员加入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弱小的进入到庞大的里去，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四一二”屠杀的前奏，陈独秀不是没有察觉的。这时的陈独秀“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

  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人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的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

  “中山舰事件”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搞出了整理党务案，继续削弱的力量。陈独秀非常生气，提出要退出。

  共产国际还是不同意，维经斯基跑去上海，把陈独秀给批评了一顿，说坚决不能退出。

  直到1927年，蒋介石已挥起屠刀了，斯大林还要求暂时不要公开作战，不要举行罢工，更不要和国军发生任何冲突。

  蒋介石可不管这一套，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在蒋屠刀下的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万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

  “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的代价!”

  周恩来也曾万分痛心地说：“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周恩来说的革命领袖，其中就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均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下。

  1927年4月，在收到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电询鲍罗庭“是否属实”？是不是能够“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

  “四一二”是我党的第一次灭顶之灾，历史书总结为“大革命失败”，但如果把罪责全部加到CEO陈独秀身上，难免有失公允。

  9年后，已经长征到陕北的，在聊起这次失败时，他认为陈独秀是第一责任人，陈犯了“动摇的机会主义”；第二责任人是鲍罗廷，鲍“讨好资产阶级，解除工人武装”。

  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通过长期扎根于农村，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到广大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根据地，向土地革命中翻身的农民兄弟去募资。这时候，我党才找到了真正靠得住的股东。

  后来，为支撑在上海转为地下的党中央运行，各苏区根据地一次次冒着危险到上海送资金。

  经济的独立让我党在后期跟共产国际的合作中才逐步挺直了腰杆，符合中国实际，但又脱离共产国际认知的正确决策才能执行下去。

  1936年，作为首位进入到陕北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斯诺发现这里的人民都非常自然地将称为“我们的党”，将红军称为“我们穷人的军队”。

  斯诺还看到，“、徐海东、、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每次观看红军剧社演出时，都是找个空地随便坐下，那时，南京正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

  与之相对应的是，就在同一年，斯诺在西安时看到“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家。有些不雅观的破屋就干脆拆除，不致使人觉得难看。原来是蒋介石总司令突然光临西安府”。

  从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开始，党才真正代表了中国的广大群众，获得经济基础的同时，获得了群众基础，为以后的解放全国奠定了革命基础。